王鸿涛的话讲完了,全国各省、市、县的参会领导有些发懵,甚至有些忧心忡忡,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措辞如此严厉的讲话。
庞大的政府债务不是某一任形成的,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,包袱多重、压力多大、难度多高,大家心知肚明,很多人的想法是得过且过,边清边欠。因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,问题可以留给下一任解决。但是,刚才的讲话说的明明白白,债务未解决,不得调离、提拔、使用,如果真执行下去,大家的压力太大了,谁愿意窝死在现在的岗位上?以后怎么进步?
领导接过话筒,沉声道:“针对地方债务危机,原本中央的意见是‘坚持不救助原则,谁家的孩子谁抱’,但鸿涛同志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难处,极力为大家争取,中央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撬动地方政府清理债务。
越来越多的地方债务,且城投债还未包括在明面的统计内,有些地区的财政健康已岌岌可危。政府性欠账还与‘新官不理旧账’有关,前任官员拍屁股走人换地方当官,现任官员惯用的搪塞辞令是‘不了解情况’。背后的意味是,花钱搞项目产生的政绩被前任捞走,现任官员不愿意替前任还债擦屁股。
此外,鸿涛同志向我汇报时,说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刚才我没听他讲,这是给大家面子,我来讲!
虽然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多年,但民告官一直没有摆脱‘立案难、审理难、执行难’的尴尬。与政府打债务官司,可能陷入‘持久战’。政府干部出庭应诉也属‘公干’,丝毫不影响拿工资享待遇,社会群众打官司则必然耽误正常工作,若案子久拖不决,群众实在拖不起。还有,权力越轨不时出现,无论是向司法方面‘打招呼’,还是给与权力者过不去的人‘穿小鞋’,都可能让无权无势的要债者吃不了兜着走。正因为有上述主客观原因与掣肘,政府性欠款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恶例性存在。消除政府性欠债,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摆脱权力干扰,让债务关系回归依法执行的正轨,这考量着法治与限权的成熟度。
另一方面,鸿涛同志的一项意见提的非常好,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。对那些不当决策欠下巨额债务的前任官员,必须实施终身追责与惩处,才能减少行政者乱借钱滥花钱的冲动。
同志们,人无信不立。对于政府,也是如此。政府要扞卫规则,就要以身作则地落实规则。倘若认为规则只是约束老百姓的,自己可以带头破坏规则,就不能怪社会负面情绪累积。
刚才,鸿涛同志提出的所有措施我全部同意,只要是清欠领导小组提出的人事任免建议,中央会第一时间研究,给予清欠工作最大的支持!对于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‘黑名单’,严厉惩戒问责。对地方、部门拖欠不还的,中央财政要采取扣转其在国库存款、减少转移支付等措施清欠。
这件事情今天定下来要立即行动,清欠领导小组牵头,我会全程关注!”
各个分会场的领导,听完领导讲话后又是一惊,从来没见过领导在公开场合下明火执仗的支持过哪位领导的工作,其中意味耐人寻味!但无论如何,这次的排查摸底专项行动和清欠力度不得不让大家重视!
会议结束的时候,黔省委书记付代文急匆匆的走进黔省视频会议室,谨慎的坐在副书记魏学顺腾出来的主位上。
可能是有意识的,黔省的视频画面被主会场特写,付代文的举动让主会场看的一清二楚。
王鸿涛刚准备宣布散会,领导发问道:“代文同志挺忙的,这么重要的会姗姗来迟,希望黔省能领会会议精神,把清欠工作做好!”
付代文冷汗直流,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,不停点头示意。
会议结束后,清欠领导小组召开王鸿涛接手后的第一次成员单位会议,国办副秘书长王民杰、工信部部长段长兴、国资委主任夏至也、人社部部长韩明秋、住建部长牛雄、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常乐参加。
王鸿涛微笑道:“以后要跟诸位一个战壕里战斗了,还请大家支持我的工作,我们齐心协力,圆满完成中央交派的清欠和治‘薪’工作。”
几人纷纷表态,一定全力支持国委工作,完成好本职工作。
王鸿涛继续说:“领导刚才表了态,‘今天定下来要立即行动’!这个会就是要抽人,32个督察组,要有32个带队领导,要硬抽人、抽硬人,级别不能低,要厅级以上才能压得住场子。国资委、人社部、住建部、审计署,每家出6人,工信部出8人。怎么样?没问题吧?”
审计署审计长常乐问道:“国委,副职、司长各管一行,很难长时间去搞专项工作,要的人数这么多,只能从副部级巡视员和一巡、二巡里抽。”
王鸿涛说道:“二巡不考虑,就在一巡和副部级巡视员里抽调。”
在中央机关,一级和二级巡视员的总额比例是12%,正部级单位一巡的比例不会超过5%,抽6到8人问题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