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床边,我一边翻看着孩子的作业,一边和孩子闲聊。
从老师对她怎么样,到有没有同学欺负她,再到左邻右舍这两年的变化,问得杂七杂八……
唯独,不牵起有关于江晓燕的话题,尽管她就坐在窗边,看着窗外。
算起来时间差不多了,她们还要赶回吉春的火车。
“那些钱真的一点都没动吗?”我问。
“一点没动。”江晓燕答,“工资足够日常开销了,还能存点。”
“别存着了,都拿出来买点能保值的东西吧。”
“什么能保值,我哪知道?”
我低头寻思了一下:“找别人问一下吧,总有明白人。
“总之,别这么死存着了。”
江晓燕点了点头:“这些年,能涨价的都在涨。
“一万块钱,都已经买不着像点样儿的房子了。”
站在窗前,俯瞰着前妻和女儿汇入大街上的车水马龙,我预感到这已经不是自己吃香的那个年代了。
我的幸福250和全钢手表,早已经不是很值得炫耀的东西。
一万三千块钱,再过几年会是什么概念?
如果不让他们变成随货币升值的硬通货,怎么行?
回了北安,虽然我还是个瘸子,但身体好了许多。
我如变了个人似的,拼命地干活。
一台缝纫机,都被我踩冒烟了。
管教和同志们都知道,我是在争取一个好的表现,收我们进来的意义不正是如此吗?
一减再减,踩坏了几台缝纫机后,我终于提前获得了自由……
1995年6月的一天,我终于踏出了那扇大铁门。
一大口新鲜的空气入肺,我有些醉了。
对于新鲜空气的好感,只有呼吸不到的人才有感知。
空气是稀缺物,但没人留意到,就像你被爱着却不自知一样……
没有人来接,我并不感到失落。
女儿在信里说,她的新老师对她很好,可以请假,但被我断然拒绝了。
我误了自己的人生,不能再做一点点对她有影响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