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阳收到的恐吓邮件录音这次总算没有再流出去,但录音里的内容却清晰地显示出,被绑架的小孩儿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——他不仅被割掉了一只耳朵,而且还遭到了绑匪的虐待和毒打。
从绑架案移交到他手里那会儿开始,沈大队长和他手下的刑警们,几乎每个人都没有阖过一分钟的眼,人人都熬得金睛火眼,胡子拉碴,即便是在十二月的隆冬时节,四处奔波下来,身上的衣服也早就被汗水浸透,湿了干、干了又湿,这会儿都馊得不像话了。
沈遵将抽空的香盒团吧团吧丢进垃圾篓里,身上从路过的一个男警的前襟口袋里搜出烟盒,点燃抽了一口,嫌这个牌子的烟味太淡了,将剩下的半盒烟丢回给那警员,无比烦躁地抓了抓自己油腻腻的头发。
“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,绑匪还没提出赎回肉票的条件吗?”
有人摇了摇头,“没有,刘阳的邮箱再没动静了。”
“×他娘的全家!”
沈遵狠狠地一拍桌子。
但凡有点儿经验的刑警都知道,那种只为求财的绑匪,一般会在肉票到手之后,迅速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,然后联系被绑者家属,提出赎金要求。
一般这个时限,常常会在三到五小时以内,即便是比较长的,也大约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。
而那些迟迟不提出赎金要求,反而反反复复寄送伤害受害者的证据,从而向受害者家属施压的绑匪,则通常分为三类。
第一类是被受害者家属激怒,觉得他们“不听话”,因而要加大恐吓的力度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性;第二类则是反社会人格者,籍由伤害、虐打、威胁无法反抗的人获得兴奋和自我满足;第三类则是和受害者或者家属有私人恩怨的,才在得手之后,非但不急着要钱,反而要通过不停地折磨受害者以报心中怨恨。
“刘阳和王庭兰两夫妻那儿,有没有问出什么线索来?”
沈遵一口喝干一只纸杯里凉透了的黑咖啡,瞪着通红的双眼,给留守在刘家别墅的警官拨去电话。
“没有。”
警官哑着嗓子,声音里充满了疲惫:“他们看了那两张素描图,都说没见过图上的男人,而且他们俩想来想去也没想起认识那么一个右手背上有烫伤的人。”
警员说着,站起身,往无人处走了几步,拉开一段距离之后,才压低声音回答:
“至于说刘阳他们得罪过的人,这名单可就有点儿太长了,光那俩夫妻自己琢磨出来恨不得搞死他们一家的,就有十七八个人,而且不少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,一个个排除下来,没个十天半个月那肯定弄不完。”
沈遵原本想从第三个可能性入手,从私人恩怨方面找到最有可能策划这起绑架案的嫌疑人,但听到同事的回答,就知道这路线怕是一时半会儿的走不通了。
“头儿,技术组的张警官过来了!”
就在这时,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,一个年轻警员领着另外一个身穿湛蓝色技术组制服的中年人,快步走了进来。
“嘿,老张!”
沈遵转过头,一看来人,立刻跟装了弹簧似地弹了起来,“等你们很久了,快坐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