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,在这份供词中,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,尽量缩小,涉案官员的行政级别,也尽量控制在于邦起以下。
翌日午时,李鸿章亲自下令,将主犯刘棻,依律绑赴市曹处决;石川则押赴教场,按照公法,用洋枪击毙;汪开甲处以永久监禁;曾给石川和汪开甲牵线搭桥的戴士元,被当场处决。
于邦起等人虽未串谋,但明知有事,却没有据实举报,判处监禁五年;经多次审问,日谍的跟班王大富,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,毫不知情,不久后,他便被取保释放。
甲午期间,清国破获的第一日谍大案,看似已经尘埃落定,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随着石川等人相继伏法,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
自案发之日起,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,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。
事实上,这一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,在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中,称李鸿章所报的日谍供词是“伪供”,并称:
“津中人士,无不切齿李鸿章所为。”
言外之意,这李鸿章隐瞒实情的事,在直隶,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。
志锐通过他在直隶的“线人”,获得了一份关于日谍的真实“供单”。
在这份供单中,石川招认,他自光绪九年起,就在京津等处交替往来,刺探军情。
他与刘棻相识,是通过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,令汪开甲引荐的,至今,已有二三年了,刘棻曾将各军营的机密底册,一一都抄录给了自己。
自己则把这些情报交到了日本驻华使官神尾光臣的手中,由神尾亲自带回日本国内。
石川还提到:
“张士珩大人与神尾大人最是交好,因此,张大人便放任手下将清国各营枪炮子药,和各局每日制造多少的底细,都全数告知神尾大人。
水师营务处的巡捕于邦起还称,神尾光臣在返回日本之前,还在裕太饭馆亲自设宴,宴请了李中堂的亲近之人。
并与汪开甲、于邦起、戴士元、刘棻等人商议,如果清国有紧急军情,众人即会飞电来报。
志锐的这份供单,不仅与李鸿章所呈报的供词大有出入,并且里面还藏有许多猛料。
如果供单所述属实,便可推断出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打得火热,还收留他在家中居住,其实都是有上峰为之撑腰的。
若果真如此的话,李鸿章确实难逃干系。
但纵观甲午前后,波诡云谲的清国政坛,也许李鸿章的多次隐瞒,确实也有他的许多苦衷…